2023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型工业化”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新型工业化的特征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而这又离不开数字化的生产服务业。

党的二十大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也专门强调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对此，我们应深化认识，将之作为一项重大产业政策。早在2021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就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也即“两业融合”），尤其是要依托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研发设计、金融服务、检验检测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由此可见，“两业融合”对于我省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省制造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态势明显，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全国的中游水平。河南制造产业特点，一是产业总体规模小，龙头骨干企业少，尚未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规模聚集效应弱。二是产业结构层次低，技术研发能力弱，产业链条短，高附加值产品少。三是产业抵御冲击的韧性差。在当前经济下行、环保压力、外贸收窄、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下，我省制造业的变轨能力弱，政策依赖程度高。为此，应尽快摆脱原有产业发展路径，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分化与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具有关键性的引领性、统筹性、前瞻性的重要功能。如何促进“两业融合”，也成为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随着三年新冠疫情的结束和过去一年经济的逐步好转，智能化生产模式也得到了意外的普及机会；智能化人员定位不仅具有技术先进性，而且显著减少了人员接触密度，因而成为改变传统制造业劳动力集聚的生产组织方式。

当前，大数据、互联网与信息产业为标志的现代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提升带动能力不断增强，极大地拓展了我省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为此，我省应立足地方禀赋与产业实际情况，加快形成具有区位特色的政策体系，加快促进“两业融合”。早在2018年，郑州成为全国首批6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中唯一的北方城市。2020年6月发布的我省首批“两业融合”试点15家企业中，郑州就占据7家；其技术路径与典型经验迫切需要向周边新兴工业城市扩散。当前，我省各地已经涌现一批制造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形成了新业态；一批龙头企业凭借产业链与服务链的融合，形成“多链同构”的新模式。

我省“两业融合”发展势头好、速度快，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四方面：

（一）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识不充分。近年来，我省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但媒体宣传与社会公众往往被认为这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体现。殊不知服务业分化严重，传统服务业比重过大有可能造成因人力成本上升而阻碍新兴产业的“鲍莫尔病”。例如近年来我省服务业比重上升很有可能是因制造业不景气，产业工人迫于自我谋生的压力，分流转向传统服务业所致。生产性服务业不同于传统服务业，旨在提升生产要素的流通性与效率，进而促进制造业升级换代。当前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认识。

（二）企业内生性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我省大多数制造业以低成本的规模扩张为主导，产业链供应链较为固化，政策依赖性较重，习惯于技术模仿和跟随，而不愿意在产业技术创新中先期投入、先行尝试。在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我省科技研发投入经费为1143.3亿元，排在全国第11位，低于安徽和湖南，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

（三）产业政策的精细化与协同程度不高。产业链的思维模式已深入人心，但产业部门之间还缺乏按照产业关联量化分析的结果进行分类施策。我省统计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还是2016年测算的，无法反映产业链的最新变化趋势，更无法估测“产业链—服务链”的协同推动力。尤其是各地市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相互分割，各行其是，缺少统筹与整合，无法形成政策合力。

（四）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资源分布不均衡。当前，我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优质资源大多集中在郑州，其它地市分布较少，例如2022年郑州的经济首位度是21.1%，排在全国省会城市的第22位；但金融、物流、工业电商等三项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却高达65%，呈现过于集中的不均衡状态，迫切需要郑州发挥“总部经济”的周边辐射效应。

从我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形势看，数字信息技术与知识产权服务业已经成为河南新型工业化的牛鼻子，物流服务、科技金融与供应链金融也是产业升级与转型的重要助推器。为此，应以“两业融合”为抓手，加快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河南路径。

建议如下：

（一）统筹产业政策。当前各项惠企政策、产业政策密集出台，为此应设置“两业融合”专班，以“链长制”思维强化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合力。一是设置政府产业基金。借鉴合肥、南京郑州市政府经验，制订新兴产业培育的技术图谱，引导孵化新兴产业。二是强化产业政策协调。将当前“两业融合”与“三大改造”与“新型工业化”政策相互贯通，以信息化服务和专利服务为抓手，促进政策协同发力。结合当前的“专精特新”企业政策，利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结合当前的“万人助万企”活动，围绕中小企业的融资、招工、物流等实际痛点，提供纾困解难的各项要素帮扶。三是选取一批在工业设计、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共享制造等服务型制造先进企业，形成“服务制造”的中原模式，进行推广示范。

（二）数字赋能产业。当前,数字经济呈现较快发展势头。一是培育我省工业电子商务发展，将电商重点由“快消品”的消费端转向生产端。二是遴选和培育一批象“网易严选”那样的服务于制造业的电商平台，利用消费大数据精准感知市场需求，倒逼制造企业提升产品设计能力，挖掘传统制造生产潜力。三是利用郑州都市圈扩容政策，在开封进行“郑开同城”制造业服务集聚区的试点创新；在许昌、新乡、焦作等地推进综合利用客户大数据客户资源，为制造企业开发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培育“总集成总承包”服务制造模式。

（三）贯通物流制造。按照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加快落实各项举措。一是针对当前海运价格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开展铁水联运与铁海联运，围绕外向型企业做好国际物流信息服务，降低物流成本。二是结合物流园区建设，学习“浙江经验”，遴选典型案例，推广制造业“供应链综合服务模式”“第三方物流一站式服务模式”“物流线上+线下平台服务模式”和“物流硬件+软件专业化服务模式”等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先进模式。三是鼓励开封、商丘、许昌等地的物流园区对接郑州枢纽经济建设项目，积极申报“物流制造深度融合”的新型业态试点。四是鼓励中欧铁路开辟本地货源，服务我省机械产业的西向出口。

（四）龙头企业带动。“两业融合”离不开大中小企业的联动机制，为此可以利用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围绕重点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与金融要素，顺沿产业上下游推动开展新型服务。一是鼓励大型制造企业开发定向的专利服务市场，推动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技术改造；鼓励企业研发合作，合资购买专利集群，鼓励企业之间的模仿式创新。二是激励大型制造企业探索产业链金融服务，利用企业大数据围绕应收账款与存货开展商业保理融资服务；以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融资租赁等新型融资服务为突破口，促进金融业“脱虚向实”。三是鼓励科技型企业引领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开展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到故障诊断、维护检修、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五）平台集成创新。利用产业集聚区和产业园区平台的集成服务功能，放大生产性服务业的牵引力，发挥科技信息与专利服务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一是学习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先进经验，探索知识产权入股，园区土地持股，构建“技术创新综合体平台”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园区。二是制定配套政策，促使我省知识产权局制订的“专利导航”政策落地；创新政府采购办法，由政府购买专利进行公益性转让，加速专利技术的外溢与扩散。三是探索“产业链—技术链—人才链”整体性招商引资的新型政务服务模式。

（六）培育资本市场。我省上市企业少，为此应加快推进地方性产权市场的交易服务，以此激励制造企业快速发展。一是关注“北交所”的运营情况，积极培育科创型制造企业上市。二是对接河南中原产权交易公司，借鉴国有资产交易与管理的先进经验，鼓励中小民营企业的产权挂牌交易；鼓励创新交易种类，将整体资产拆解为机器设备、土地、知识产权、技术工人、客户资源、数字资源、物流供应链、排污权等生产要素进行“要素项目”的转让交易和租赁交易。三是以要素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营商环境改进措施，加快地方产业基金的服务创新功能。

（七）质量标准服务。将“质量强市”与“制造立市”相结合，促进我省质量技术服务和制造业有机融合。一是构建化工、汽车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检验检测认证与标准化服务体系，提升质量标准服务效能。二是培育或引进省外知名第三方专业检验检测服务机构，建设行业领先的专业机构和平台，借助优势产业推动形成检验检测认证与标准化全产业链集群，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质量服务示范区。三是加快我省物流园区“多式联运”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以此推动化工原料、机械设备、农副产品等模块化综合物流新业态。

（八）郑州对外辐射。郑州在我省的“总部经济”特征明显，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效应迫切需要对外辐射。因此应抓住“郑州都市圈扩容”政策机遇，扩大影响力。一是对接郑州的研发设计、信息服务、金融、商贸、物流、会展等服务平台，在周边地市设置分支机构。二是对接郑州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与郑州大学的超算中心，尽快开展我省大数据计算服务业务，围绕产业需求促进技术要素流动，提供大数据算力支撑。三是围绕高等院校，推进建设科研设施与仪器、技术文献、网络数据等资源的共享平台，加强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资源的有偿服务、合作共享、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