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南外贸规模居中部省份首位，具有内陆开放的典型性；而广西在近年来随着自贸区设置和营商环境改善，成为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凸显了“沿边—沿海—内陆”开放中跨区协调的区位优势和功能优势。为了应对地缘政治复杂局面和海运物流成本上涨的不利因素，在当前应利用陆海新通道，一是强化豫桂经贸合作，扩大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投资规模，二是利用跨境电商促进中部地区的制度性开放。

关键词：东盟、陆海新通道、跨境电商

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我国加征“对等关税”，其目的不在于平衡贸易赤字，而在于通过贸易脱钩，全面围堵我国产业升级，掀起一场“新冷战”。为此，我们应深入理解党中央提出的“腹地经济”的战略价值，保持战略定力，从长计议，加快陆海新通道建设，以此增强抗击外部冲击的经济韧性。

一、当前背景：美国对等关税对物流业的影响

为此，首先应该回顾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全球供应链格局发生的变化，由此进行压力测试，估算关税冲击的范围和力度。

2018年以来，美国累计对华加征关税商品规模超5500亿美元，覆盖电子、机械、化工等关键行业。作为反制，中国对约1850亿美元美国商品实施对等措施，导致双边贸易成本显著攀升。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监测，受此影响，外贸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平均上涨12%-15%，国际产业转移加速。在此背景下，中国县域物流体系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其发展困境不仅制约区域经济活力，更对国家供应链安全构成挑战，提升县域物流韧性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美国还将对邮政包裹加征关税，意在围堵我国跨境电商。此前的2023年，我国对美跨境电商物流成本同比上涨18%，其中关税相关成本占比从2021年的12%升至19%。中美西海岸航线集装箱运价峰值时期较2019年上涨逾3倍，进一步加剧我省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43%的县域存在物流市场准入限制，跨区域运输平均需办理2.3项额外审批，导致时效延长18-24小时。严重削弱了我省乃至支部地区物流网络的协同抗风险能力。

二、面向东盟：促进河南对外经贸转向与转型

为此，我省应加快外贸出口的转型。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欧盟与美国，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2]，RCEP协议2022年元旦生效实施以后，河南与东盟贸易关系日益巩固；但其合作的体制机制仍然落后于西南地区。

为了摆脱美国贸易挤压，我国西南地区较早开始调整贸易方向。例如成都利用“东盟论坛”机会，2018年底与东盟签署了《共建成都—东盟交流中心合作备忘录》，翌年东盟就取代美国成为成都最大出口目的地[3]。而河南与东盟贸易虽有增加，而美国仍然是主要贸易对象国；近年来，这种格局仍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2025年一季度，河南对东盟进出口254.5亿元，增长8.9%；对欧盟进出口242.1亿元，增长15.5%；对美国进出口229.8亿元，增长19.5%；对印度进出口165.6亿元，增长148.7%；对韩国进出口147.3亿元，增长37.4%。同期，河南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988.7亿元，增长18.5%；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609.1亿元，增长34.5%。

目前，虽然河南外贸规模仍然居中部第一，但是调结构、转方向的任务可谓任重道远。当前，河南外贸所存面临的转型困难在于“三大”：一是“一股独大”，前几年富士康一家企业与美国的委托加工贸易就占据了河南省外贸规模的60%，而今是新能源汽车占据河南外贸的半壁江山，都具有受制于人和难以调头的隐患。二是“竞争加大”，随着湖南、安徽自贸区的落地，我国自贸区已多达到21个，随着区域经济竞争，河南内陆开放的政策优势已不再突出；郑州市跨境电商的内卷竞争逐步加剧。三是“成本增大”，在人民币汇率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和海运运费上升的三重挤压下，“河南制造”不再具有出口成本优势。

另一方面，河南外贸也面临三个“此消彼长”的转型机遇：

一是在关税冲击下，河南省外贸渠道有所收缩；二是近年来，美国亚马逊针对中国商家掀起了“封店潮”，波及5万户商家，预估损失超过千亿元[4]。而与之相反的是，自2016年4月阿里巴巴投资10亿美元控股了Lazada（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自营电商平台）之后，东盟电商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更为自主可控。三是近年来，郑州海关出台了服务RCEP生效实施的“十二条措施”，涵盖了支持进出口、扶持外贸企业、提升通关便利化、维护贸易安全、优化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为我省内陆开放提供了新一轮的政策支持。

在当前的关税冲击下，河南应乘势而上，利用跨境电商大力推进河南省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2024年河南省党代会上强调，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双循环”发展，动态完善重点产业链图谱和招商路线图，深化友好省州、国际友好城市建设。为此，应抓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时机，加快中部地区与北部湾的对接，利用陆海新通道提升河南枢纽经济的层次，扩大与东盟的经贸规模。

三、陆海新通道：提升豫桂经贸合作规模与层次

河南利用北部湾出海口加快与广西的经贸合作，利用“陆海新通道”拓宽中部国际物流渠道，有助于释放其枢纽经济的区位势能，面向东盟形成中部地区的内陆开放高地。

根据《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重庆至北部湾之间的“陆海新通道”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河南可以经由重庆对接郑欧铁路，打通我国西南与中部面向东盟国家的陆海联运。河南可以发挥在中部地区铁路口岸布局优势，利用郑欧铁路与“陆海新通道”的有效衔接，扩大与东盟国家的经贸规模。河南可以放大郑州国际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构建郑州全球网购商品集疏分拨中心，形成面向东盟的跨境电商集群与综合型服务平台。

为此，要强化桂豫合作，实现区域互补。河南省腹地辽阔，制造业种类齐全，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以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和中间产品居多，因此可以加快与广西的区域合作，实现区域产业互补和发展政策协同。河南与广西可以利用东盟区域产业链调整之机，促进产业链合作与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为此，河南应加快与广西进行产业对接，可以利用跨境电商鼓励制造企业将“工业互联网”和“世界工厂网”相互结合。在中部地区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的同时，促进与广西的产能合作，面向东盟将“产品出口”转向“要素出口”。河南目前正在激励制造企业利用产业链优势地位布局公共海外仓，自办具有交易功能网络平台。当前应协调郑州国家超算中心，为河南与广西企业开发网络电商平台，提供公共的“算力服务”，发挥网络外溢性优势，利用北部湾“共同出海”。

河南与广西还应面向东盟，利用民心相通，推动城际合作。早在2009年10月南宁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河南与广西就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加强在旅游开发、农业及农产品加工、煤炭、粮食、食糖等互补行业与领域的跨区合作。随后每年的博览会都有河南的积极参与，在2020年底的第十七届博览会上，河南派出600余人参会，签约15个项目，投资金额190亿元[5]。2021年7月，中国（河南）与东盟贸易投资推介会在郑州举行，在此基础上，河南正在谋划提升豫桂合作层次，利用郑州“中大门”跨境电商进口优势举办“广西+河南+东盟”的商品博览会。目前，郑州至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国际往返客运航线正式复航，标志着河南—柬埔寨—东盟“空中丝路”正式启动。

由此可见，河南可以利用庞大的中部市场，借助广西沿边开放的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河南、广西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可以借助广西口岸扩大从东盟国家进口水果、干果、水产品的规模，同时凸显跨境电商进口商品的时尚性与“快消品”的即时性，助力“南宁—郑州”国际消费中心建设，进而促进“沿边开放—内陆开放”两种开放模式的整合[6]。

同时，河南人口众多，分布在东盟国家的豫籍华侨也很多，是有待开发的海外人力资源。为此，应创新外事服务功能，利用“广西门户”促进“河南—广西—东盟”的城际合作。可以对接广西口岸，协调民间商会的境外客户资源，开展对外投资信息、商业调查、市场调查服务。可以推进河南与广西的省区贸易促进委员会合作，开展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信息服务以及贸易纠纷仲裁服务。河南可以利用广西沿边开放的特殊政策，依托边民互市贸易等民生合作，以“民心相通”促进铁海联通，实现互联互通。

近年来，河南与广西的经贸活动持续不断。2019年8月30日，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运行，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支持中西部地区在自贸试验区设立面向东盟的开放型园区。”2020年7月1日，广西《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生效实施，其中专章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跨省域协同发展、共同优化营商环境合作机制，建立公共物流服务平台，加强跨省域通关协作、多式联运、质量资质互认。”2021年9月10日，南宁举办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效联动闭门会”，旨在促进广西、重庆、四川、云南、湖南等沿线省份自贸区的联动发展。2024年初，由广西自治区园区办与河南省豫商联合会主办的海内外豫商广西投资贸易合作洽谈会”在南宁市举行。近年来，多氟多、心连心、双汇、牧原等知名企业及河南籍企业家扎根广西创业发展，目前河南企业在桂投资项目214个，总投资额1246亿元，为推动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可见，广西已经由“沿边”转变为“前沿”[7]，由“受援”转变为“合作”[8]，成为我国“双循环”的重要接口。豫桂经贸合作不仅能够扩大陆海新通道的体量规模，也促使“双循环”不断向纵深发展，形成我国沿海开放、沿边开放、内陆开放“三位一体”的新格局。

四、跨境电商：经贸合作的体制机制

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征邮件包裹税，必然促使河南跨境电商向东盟转型发展，为豫桂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河南与广西相去甚远，按照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这是一个对双边经贸合作极为不利的自然因素。但是跨境电商加快了经济要素的流通，降低了交易成本[9]，同时也成为推动贸易合作升级的有力抓手。为此，河南应乘势发展跨境电商，推动“四条丝绸之路”融合[10]，建设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和国际陆港新节点，布局双向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同时还要发挥跨境电商灵活性强、试错成本低的优势，推动形成“制度性开放”。

一是利用RCEP协议，促进贸易升级。2019年7月RCEP第27轮谈判在郑州举行，这是继2015年底上合组织国家政府首脑峰会之后，郑州又一次承办的重大国际会议。东盟国家在郑州谈判中达成了关键性共识与协议，极大提升了河南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为此，应加快引导河南省外贸企业通晓RCEP协定规则，尤其是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电信合作的相关条款，利用跨境电商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配置。2017年国务院批复《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时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对“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作用和对沿海沿边开放互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独特支撑作用。为此，中原城市群要主动对接北部湾城市群，促进跨境电商之间的合作；尤其是要放大广西沿边开放的优势，利用北部湾出海口开拓粮食、化工产品、大宗原材料与能源物流的“网上丝路”。

二是利用人民币区域化，创新金融服务。中国与东盟最早试行用人民币代替美元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由此启动了人民币区域化进程。2019年东盟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到24087亿元，同比增长34.71%[11]。疫情冲击之下，广西围绕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用为重点，推进131项金融改革措施，其中“中国—东盟跨境金融改革创新”获评全国自贸区十大制度创新案例，2021年“边境地区跨境人民币使用改革创新”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第四批“最佳实践案例”，同时还打造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扩宽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渠道。河南也应抓住时机，利用这些金融创新平台为跨境电商提供人民币在线结算服务[12]，进而拓展在线融资、在线保险、在线退税等业务。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跨境电商探索国际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服务和国际保理业务，同时还应强化监管功能，防范洗钱和网络支付的经济风险。

三是利用贸易互信，构建信用标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早期收获”项目大多集中在东盟国家，贸易互信程度较高。为此，应利用跨境电子商务信息数据库开展国际信用服务，建立监管部门信用认证和第三方信用服务评价相结合的信用评价体系。可以统筹利用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税务、外汇、市场监督等部门与跨境电商平台的大数据资源，制定跨境电商领域的国际信用认证的“中国标准”。尤其是广西《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规定：政府应当“组织协调海关、边检、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输、商务以及口岸管理等部门建立出入境信息共享、联检联查工作机制”，这为豫桂省区跨境电商的数字合作提供了政策保障，也为跨境电商信用标准提供了大数据的基础设施。

四是设置风险底线，对冲不利因素。前不久，我国已经向CPTPP发起国之一的新西兰提交了加入CPTPP（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体系）的申请；虽然未被受理，但可以选择试错成本低的跨境电商为试点，按照CPTPP贸易投资规则做好压力测试。近年来，河南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等CPTPP东盟成员国的贸易投资合作日渐增多，应以广西为我国与RCEP经贸合作的“桥头堡”[13]，利用我国中部广阔内陆市场放大与之互联互通的经贸关系，通过“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纠缠效应”与“分化效应”，对冲美印日澳所谓的“四国联盟”[14]对我国产业链的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在关税冲击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将很可能出现扁平化与地方化趋势，大型城市的物流运力与电商仓储容量很可能出现部分剩余。这种情况下，加快“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以城乡循环提升经济韧性，就成为一项关键举措。河南与广西的跨区经贸合作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成为当前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重要举措。河南应以陆海新通道建设为抓手，瞄准东盟，加快转换贸易方向，助推“河南—广西—东盟”产业调整联动、提高“沿海—内陆—沿边”的开放水平与层次。

作者信息：

1. 焦永香，吉首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2. 徐可，豫鲁苏皖接合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